7月2日晚，武汉大雨倾盆。根据王先生提供的定位和手绘的小区平面图，记者顺利找到他的家。房子不大但整洁有序，茶几上摆放着一本住院病历。
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王先生始终坐姿端正，语速平稳，逻辑清晰。他手机里存有200多页电子文档，按时间顺序分类整理。讲到关键细节时，他会打开手机展示通话录音文字稿、医院病历扫描件、监控截图、信访回复截图等，条理分明。
“我不是精神病，但他们两次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打了针、吃了药，一共关了67天。”说这话时他语气平静，字字清晰。
事情始于2023年6月1日。当天，王先生因小区电梯内有人遛狗不牵绳拨打110报警，要求公安机关调取监控。多次拨打后仍未得到回应，王先生再次拨打110，提出勘验现场固定证据、提供执法记录视频、请求公安机关保护自己。然而，数十次拨打110后，仍没有警察到场勘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