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足坛名宿乌利·赫内斯就国际足联与欧足联赛事安排争议发声，针对因凡蒂诺的相关计划表示不满，并以斐济对阵佛得角为例表达立场。他指出，欧洲人没有意识到自身实力的强大，并强调没有欧洲球队参与的比赛毫无价值。他认为，如果国际足联坚持看斐济对阵佛得角这样的比赛，应自行承担后果。
赫内斯的表态引发了关于足球国际治理、比赛商业化逻辑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参与空间的讨论。从事件层面来看，这类表态通常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欧洲职业联盟在国际赛事体系中的话语权，二是国际体育组织在全球覆盖与品牌叙事上的平衡考量。
赫内斯将“欧洲球队价值”直接与“赛事价值”绑定，反映出部分欧洲足球从业者对国际赛事流量结构的直观判断：观众注意力、商业赞助和媒体传播往往更容易围绕传统强队与欧洲联赛展开。若以“受众与市场可见度”为尺度，欧洲球队确实拥有更高的初始曝光度与粉丝基础，因此被视为“比赛的主引擎”。
然而，仅以市场可见度衡量赛事价值会带来结构性偏差。国际足联长期推进的“区域扩展”和“全球代表性”是其基本治理逻辑之一。一方面，通过扩大覆盖面形成更广泛的观赛与参与网络；另一方面，推动足球发展资源在不同地区的落地。若欧洲方将非欧洲对阵直接判为低价值，容易削弱国际赛事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制度承诺与发展预期。这些预期与体育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青训体系能否获得持续支持密切相关，需要赛事体系提供可预期的曝光与资源通道。
在多边体育组织中，权力结构不仅由实力决定，还受到规则、制度与谈判议程设置的影响。欧足联与国际足联之间的协调冲突通常是“资源—规则—利益分配”的综合结果。欧洲足坛在竞争与合作中处于优势位置，其立场更容易被归入“捍卫既有收益结构”的范畴；而国际足联的相关安排通常也会考虑全球会员协会的利益诉求与赛事影响力的地理分布。两者之间的分歧如果被公众舆论简化为“强弱对抗”，就会遮蔽更关键的制度问题：谁在设定议程、如何分配经济收益、怎样衡量赛事的社会与发展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