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期，经济日报陆续刊发题为《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较快增长的“三个大逻辑”》、《客观看待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认清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和潜能》、《最大程度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钟才文署名专论，编者注意到系列文章中提及了要调整生产力布局、深化户籍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集聚，加快发展都市圈和城市群等诸多重大内容，这些最新的分析系统而深入，也在理论分析的逻辑上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将面临自改革开放以来更大的、更为深度的发展模式调整。
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较快增长的“三个大逻辑”
钟才文
党的十九大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到更加平衡充分，意味着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具备相当的潜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看，中国经济具备保持长期较快增长的基本条件。
理论逻辑：应辩证看待长期增长趋势的预测方法
当下，有一种较为盛行的唱衰中国经济的理论逻辑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出现明显下降。经济学中常用生产函数来预测潜在增长率。其基本原理是，经济增长是劳动力、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综合技术水平和总体效率）三者的贡献之和。有学者按这种方法测算，2025年之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为4%左右，2025年—2035年间为3%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方法有严格的限定条件，即假设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不变、技术条件不变、规模报酬不变，而且各种资源要素得到了充分利用。但现实中，预测长期潜在增长率不应忽视政策制定者和生产组织者的主观能动性，如果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好，就能突破这些假设条件的限制，得到更高的实际经济增长。这就要通过改革、开放和创新，使生产要素组合更有效率、使技术进步为生产率赋能、使规模报酬递增，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样，即便在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总量不变或减少的情况下，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仍有可能保持不变甚至有所提高。
历史逻辑：改革开放对长期增长趋势有巨大影响
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看，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贡献巨大。有专家对过去40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后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往往与巨大的制度红利相对应。例如，1978年的改革开放，1992年—1995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都极大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能。事实上，中国过去长时期的高速增长，除了要素投入数量增加外，更关键的是依靠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制度红利，以及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领域转移（生产要素组合的优化），很多学者将其称为释放了“结构性潜能”。正因如此，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同一时期与我国具有相似条件甚至条件优于我们的国家。很多机构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预测中，仍高度认同这一点，认为持续的改革开放能够避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
现实逻辑：中国经济的潜能有待充分释放
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5.2%，实现了预期目标，但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一是从资本投入看，2023年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5.1%，低于80%左右的正常水平，意味着相当部分生产能力（前期投资）处于闲置状态。二是从劳动力投入看，2023年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平均值为5.2%，虽然比上年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显然，资本和劳动力两大生产要素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说明中国潜在增速可能明显超过5%。另外，目前我国物价涨幅明显低于3%左右的调控目标，结合失业率数据看，也说明经济增速确实低于潜在水平。
目前，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6，而德国、日本和韩国在类似阶段分别实现了年均8.6%（德国1946年—1962年）、8.6%（日本1956年—1972年）和8.1%（韩国1985年—2001年）的经济增长。尽管这种类比推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还是能从横向比较中看出，中国经济发展仍有较大潜能。总之，一国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如何，不是“算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就可突破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的限制，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续写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新篇章。
客观看待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钟才文
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普遍遇到，并非中国所独有。例如，人口问题如今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美国、欧盟、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均低于2.1这个世代更替水平，韩国2022年总和生育率甚至只有0.78，大大低于中国的1.09。对于债务问题，美国在2008年后、欧洲在2010年后，先后经历了“超级债务周期”，新兴经济体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问题更是不胜枚举，这一轮美国激进加息后，加息的“后遗症”仍有可能触发债务危机。对于房地产问题，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与房地产问题有关，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泡沫危机也主要发生在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上。
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这些结构性矛盾，党中央一直在深入研究，注意从我国国情出发，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例如，早在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子女的政策”，2021年5月中央政治局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近年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多次提出，要逐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于债务问题，2013年党中央就指出，要高度重视地方债务规模扩张问题，并在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专门强调要着力防控债务风险。2017年党中央强调，要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抓紧研究如何开前门、堵后门，坚持遏制隐性债务增量，通过改革消除地方违规举债的根源。对于房地产风险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重视解决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强调，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应该看到，这些问题在我国发生，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一方面，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种结构性问题都有可能表现出来。从房地产问题看，202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就开始加快暴露出产能过剩和产量过剩问题，商品房销售面积已从2021年近18亿平方米的峰值下降到2023年的11.2亿平方米，大致相当于2012年的水平，其对经济的下拉作用不可避免。据测算，全口径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从新冠疫情前的每年1个至2.5个百分点的正增长降为2020年后的负增长，2022年为负0.91个百分点。从宏观杠杆率上升和政府债务问题看，三年新冠疫情，导致我国宏观杠杆率在一度平稳之后再度攀升。一般来说，宏观杠杆率在上升初期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但当偿债高峰到来时又会成为经济的减速器。最近两年，随着偿债高峰到来，高杠杆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尤为明显，仅债务的利息负担，一些地方政府就难以承受。同时应看到，我国政府债务主要是内债，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只要我们严控增量，逐渐减少存量，是能够有力有序有效去杠杆的。
另一方面，我国在应对结构性问题的过程中，面临新冠疫情的冲击，特别是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日益恶化的挑战，明显提高了解决问题的难度。近年来，美国把我当成战略竞争对手，采取各种手段对我遏制打压。在2020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着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在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也有利于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从2023年的实际情况看，在外需明显减弱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实现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深刻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除了要直面外部严峻复杂形势造成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之外，自身发展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为此，党中央提出“五个必须”的规律性认识和“九个方面”的重点任务，相信只要我们不折不扣、雷厉风行、求真务实、敢作善为地抓落实，就一定能够巩固和增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在解决困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这些结构性问题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认清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和潜能
钟才文
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越是在困难时，越要认清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优势，坚定信心，释放其中蕴含的巨大潜能。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看，至少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巨大优势和潜能：
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是我国经济制度的最大特色，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长期执政，目光高远，能够不为眼前利益所干扰，善于审时度势，化危为机。同时，也能为经济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树立长期目标，并为之一代代地接续奋斗。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有效矫正市场机制有损社会公平、加剧两极分化等弊端，促进共同富裕，能够团结全体人民并充分激发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够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有效防范和处置重大风险，抵御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压力挑战。尤其宝贵的是，我们党一直具有在困难面前不妥协、不低头，勇于闯出一条新路的光荣传统，全国人民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信任，有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二是我国具有内部经济可循环的优势，可依靠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持续带动经济增长。一方面，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具有强大的供给能力。我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从1990年时不足3%，上升到2022年的近30%，制造业总体规模在2023年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钢铁、煤炭、水泥产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50%甚至60%，计算机、手机产量也占世界的一半以上。2023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大陆地区有135家企业上榜，与美国数量相当。另一方面，与强大的供给能力相匹配，我国有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市场是市场经济中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市场，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汽车市场、消费电子产品市场和网络零售市场，每年新车销售量达2700万辆左右，是排在第二位的美国的2倍。据最新统计数据，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总量已超过5亿人，人均国民收入已达1.25万美元，正处于罗斯托所说的大众高消费阶段，中国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全球吸引力。
这一优势为我国通过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来持续带动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条件。2022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于40%，如果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即在GDP中的占比提高10个百分点，就是12.6万亿元，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将明显增强。
三是我国具有要素资源集聚优势，可通过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创造人口和产业集聚，发挥创新集聚效应。一方面，我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大城市和城市人口，具有要素资源集聚的优势；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化发展还相对滞后，具有进一步提高要素资源集聚的潜力。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不仅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也滞后于发达国家相同发展阶段。例如，我国2023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66.2%，比日本1990年77.4%的城镇化率低11个百分点左右，而且我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7.7%，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低18个百分点左右。我国城镇化在速度与质量两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城市人口增长不仅会带动消费增长，也将拉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多方面投资需求。据测算，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直接带动人均资本存量增加3.5%，约为6.6万亿元的新增投资需求。另据推算，如果城镇和农村转移人口能够获得同等的公共服务，我国的消费需求可提升近30%。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大规模人口与产业在都市圈和城市群集聚，将成为提高区域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和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源。一些专家从我国300余个城市近20年人口集聚水平的变迁中发现，人口密度、就业密度与产出效率存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稠密度提升1个百分点对应不变价GDP增长0.82%。我国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既是人口稠密度较高的地区，也是重要的创新集聚区，必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四是我国具有人力资本存量优势，可与我国国情结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产生巨大收益。我国政府和家庭对教育的巨大投资，将持续转化为人口质量红利。据测算，我国国民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08年提高到2020年的9.91年，2022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提高至14年。我国每年有超过500万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专业毕业生，是美国的10倍以上。人口质量红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口数量的减少。研究发现，考虑到人口质量效益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提升。
我国有居全球前列的人才队伍、广阔的市场空间、多样化的应用场景，还拥有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国的科技进步前景广阔。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强化创新驱动顶层设计、前瞻谋划和系统部署。2023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3.33万亿元，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位，研发强度（研发投入与GDP之比）达到2.64%，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创新机制正在形成。有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巨大优势和潜力，加上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及中国产品的强劲竞争力，相信中国经济的前景将更加光明。
最大程度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钟才文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招。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进改革开放，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更好地利用这一动力机制，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大程度释放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潜能。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问题，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扩大有效需求，两者要协同发力，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扩需求、稳预期的作用，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从中长期看，应着力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要通过创造巨大的改革红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是深化生产要素配置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完善市场准入、产权保护和交易、数据信息、社会信用等方面的基础性制度，促进数字资源开发利用。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要素依靠市场自主定价、有序流动，以及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目标，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二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在人口中的占比，不断增加国内消费能力，加快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三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明晰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上，探索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相结合的有效方式，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撬动作用。四是加快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逐渐破除二元壁垒，推动社会保险全国统筹，不断满足居民教育、就医、养老、托幼等需求。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释放发展潜力，缩小贫富差距。
第二，推动制度型开放，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合作。进一步推动新一轮开放，特别是制度型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是加强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与全球高水平制度安排对接，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二是真正建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三是以稳步扩大中间品出口为抓手，强化产业分工合作，促进形成高效跨国生产网络，培育我国的跨国企业。
第三，推进生产力布局调整，促进资源要素高效集聚。一是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补上农民工等外来人口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保障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就业培训。二是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加强与提高人口密度和集聚效应相适应的产业发展与城市管理能力建设，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集聚，为大规模创新发展创造条件。三是推动区域一体化市场建设。促进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融合互动，在条件好的地区促进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
第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创新驱动发展能力。紧跟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步伐，抓住时代机遇，释放科技助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一是建立完善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鼓励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运行机制和支持基础研究的创新激励机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二是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机制和“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化贯通机制，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机制，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三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抢占战略制高点。四是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投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五是加快构筑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平台，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合作。
第五，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筑牢人才大国根基。一是不断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加快出台鼓励生育系统化支持政策，努力提高人口出生率。二是不断培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样化、多层次人力资源，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加强供需对接，把人才培养链条延伸到产业一线，使学有所用。三是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推进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注重依托重大人才工程，优化创新型人才培养。四是采取多样化的引智方式，加快建设全球人才高地。五是完善退休制度，鼓励延迟退休，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不断释放中老年人口质量红利。
第六，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切实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不断提高经济体系的韧性，增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能力，防止现代化进程因系统性风险而迟滞或中断。一是处理好地方短期化债与长期发展的关系。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重债省要一边化债，一边谋求发展，其他地区要在高质量发展上能快则快，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二是加快城中村改造、“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完善长效机制。三是全面加强监管，严格财政监管，加强财会监督，严肃财经纪律。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四是坚持系统观念。找到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统一的方式方法，在高质量发展中妥善化解风险。
总之，要聚精会神做好自己的事，坚持不懈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通过辉煌成就和铁的事实，让唱衰中国的各种奇谈怪论不攻自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