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北京的1178个烟花指定销售点将正式开售。在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指定售卖点，罗浩（化名）已经备好了30多万元的烟花爆竹。尽管进货数量比上年减少了10%，但罗浩心里还是有些打鼓，因为最近在网络上，呼吁春节禁放烟花爆竹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也是2005年北京市取消烟花禁令后，罗浩头一次开始担心起销量。
不久前，北京市政府发通知说，根据空气重污染预案，春节期间，在发布红色和橙色预警的情况下，全市范围内实行烟花爆竹禁放。在刚刚举行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人大代表陈绍枢提出在城六区实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的建议。
中国青年报官方网站中青在线所做的一项有关烟花爆竹的调查显示，2529位被调查者中有983位表示不会买鞭炮燃放。从禁放到解禁，再到今天众多民众呼吁禁放，烟花爆竹近10年争议不断，这项延续千年的传统究竟该何去何从？
烟花禁令，从保安全到保环境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刘阿姨最近就因为要不要买烟花爆竹与老伴闹了别扭。刘阿姨一直等着1月25日鞭炮开售，到时去置办一些，不放鞭炮没有年味。而老伴却坚决反对，理由是放鞭炮影响空气质量。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对于是否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就有过激烈争论，只不过当时禁放的理由是基于安全的原因。北京市最早的禁令是1987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暂行规定》，而在1993年又发布了《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之后，对烟花的燃放，全国280多个城市给出了一致的回答：不能放。
禁令在民间引来了很多反对声。哈尔滨市民钟永回忆到，当时觉得听不到鞭炮声，都不像过年了。正因如此，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并没有起到实效，偷放增加了更多事故。
最终，哈尔滨、杭州、济南等106个城市的禁令持续了短短数年就解禁了。北京在2005年也由禁放改为限放，但像广州、深圳还一直保持着禁放的规定。
业内人士指出，当年禁放烟花主要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因为当时全国发生的烟花爆竹伤人事件较多，也考虑到节俭、移风易俗，才提议禁放烟花爆竹。而现在北京禁止燃放的灰霾应急规定，是出于对空气污染的考虑。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2014年，除北京发布了应对灰霾天气的有关规定外，杭州、济南等城市也限制了燃放烟花爆竹的范围和时间，一些民间组织也提出不燃放烟花或少燃放的建议。
北京市人大代表陈绍枢表示，如果不禁放，到了春节期间，爆竹声必定响彻京城，限放区形同虚设。
监测数据显示，烟花爆竹导致污染浓度急剧攀升
不断出现的数据让禁放派理由更加充分。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工程师孙瑞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从2006年至2013年北京市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来看，几乎每年的除夕和正月十五夜间都会出现明显的污染浓度高峰。
其中，除夕夜PM10的峰值出现在子夜零点到一点，全市平均小时浓度最大值可达到1000微克/立方米，是除夕夜18点时浓度的10倍。而元宵节PM10的峰值出现在20点至21点，浓度最大值947微克/立方米。
“烟花爆竹的集中燃放会导致短时的颗粒物浓度迅速增长。”孙瑞雯进一步指出，在人口密集和燃放量大的城市中心区等地污染值高，而人口稀少和位置偏远的地区则较低。
以2013年的除夕夜为例，在房山良乡和平谷镇污染值超过了1000微克/立方米，八达岭和密云水库则低于50微克/立方米。
同时，燃放后污染物消散与当时的扩散条件也有关系，当扩散条件好的话，几小时之内就能扩散，如果赶上不利的扩散条件，污染可能会持续几十个小时，并且对没有燃放的区域也会带来影响。
除了北京，记者了解到，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在2013年春节期间对南京市城区的细颗粒物质量浓度的观测结果显示，年初一的凌晨与年初五的凌晨是集中燃放的高峰期。其中，年初一凌晨的PM2.5局地短时间浓度可达863微克/立方米，能见度仅为1.2千米。
而因烟花爆竹的燃放，当地空气中PM2.5表现为强酸性。
PM2.5的酸度越高，越会加重影响生态系统，而细颗粒物中的强酸性物质能长期悬浮在空气中，造成大气能见度降低，严重损害人体的呼吸系统。
此外，国家安监局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张岩松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鞭炮和烟花燃放时会产生大量烟尘，当中释放出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有毒气体，产生金属氧化物等颗粒烟尘。这些气体和烟尘弥漫于空气中，使空气浑浊，同时还刺激人的呼吸道粘膜和眼睛，伤害肺组织，以致诱发呼吸道疾病。
同样，在噪音污染上，有学者在2012年除夕至农历初一对西安市某处住宅区的噪声污染进行过监测，发现除夕夜零点时，室内和室外的等效连续声级（能够反映在声级不稳定的情况下人实际所接受的噪声能量大小）都大大超过了我国《声环境质量标准》中一类环境功能区（民用住宅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夜间45分贝的要求。
在“该不该放”的问题上，民俗专家艾君提出应该放到不同地域中去探讨，与农村的地域宽阔和人口稀少相比，城市俨然不适合保留这个传统。
国家安监总局危化司三处处长张兴林表示，政府在这方面需要做出的是引导和倡导，而不是强制民众不要燃放。
张兴林指出，城市人口密集、车多、高楼多，空间较小，与之相比，农村地域开阔，燃放烟花的安全保障的确比城市好。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对于烟花的燃放应该加强安全引导。
消费者是否支持环保烟花
“我更关注怎么放。”作为一名90后的大学生，王履冰却有着自己的见解。
王履冰表示，自己每天看天气预报的时候，都会有穿衣指数和出行指数的提示，如果能在烟花上建立燃放指数，对燃放行为和时间作指导，或者能让燃放变得更环保些。
“去年就听说有城市推出了这种燃放指数，但推广的范围并不大，若能在春节期间变成一种常态化的指数发布，对民众有一定指导意义，引导大家不要集中燃放，可以选择更适合的时间点燃放。”不少专家也建议，各个城市可以尝试公共性燃放代替家庭式燃放，这样即能降低成本，又可以满足赏烟花的需求。
在张兴林看来，燃放烟花对于环境、空气肯定有影响，烟花行业也需要正视这种影响，研究出新产品，替代烟雾大和烟花筒不能回收的传统产品。
据了解，今年北京市烟花办要求三家烟花经营厂商在各自产品中投放10%至20%的环保型烟花。然而，环保烟花真的就完全环保了吗？张兴林指出，环保烟花是近几年刚刚提出，但国家还没有制定出环保烟花的明确标准。
现在的环保产品主要是在药剂方面的改良，比如某些药剂可能会产生一些烟尘、二氧化硫等，环保烟花就是改造配方使烟尘释放量和残留物少一些。“至于什么样的烟花可以成为环保烟花，并没有量的概念。现在公认的主要就是无硫、微烟的，这些就属于环保。”
无琉产品虽然是一种改善，但对于无琉的制造成本，不光企业要承担，连消费者也要支付比同响数产品高出三倍的价钱时，环保烟花还能不能得到消费者的支持？
销售点的老板罗浩在今年进的货物中有一半是环保烟花，对于销售，罗浩表示，进货量占一半主要也是考虑到附近居民对环保的重视和需求。
记者发现，因为市区内的销售价格高于周边地区，因此，常有市民特地前往北京周边地区采购烟花爆竹，这就导致了市场上总有清理不净的死角，而这些地区售卖的烟花质量却没人能保证。
在行业人员看来，不合格的烟花对人身安全和环境安全是一双无形的杀手。
烟花行业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的违法生产主要有三种，第一是有正规企业生产的超标产品；第二种是没有厂名和厂址或盗用厂址生产；第三种是回收伪劣产品进行二次加工。
就在几天前，有媒体报道出，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处门面房内摆放了40多箱非允许售卖的烟花品牌而被当地警方查获，而这个地点恰恰就在居民区。
张兴林指出，我国烟花爆竹虽然从家庭式作坊发展到工厂式生产，但制作烟花的原料很容易购买，因此，违法生产销售的人还存在，像在农村家庭里进行生产，对其排查就有一定困难。
本报北京1月22日电
